书摘兽化的敌人:二战时代美国舆论里的丑陋日本_凤凰彩票有没有

  本文节选自《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作者:[美]约翰·W.道尔,译者:韩华,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

  反日种族主义情绪这一层面的典型特征是借用亚人类或非人类的表述方式,将日本人视为禽兽、爬行动物或昆虫类[猿人、狒狒、大猩猩、小鼠、大鼠、毒蛇、响尾蛇、蟑螂与害虫—或者,比较间接的词语像“日本兽群”(the Japanese herd)等等]。82诸如此类的比喻五花八门,为数如此众多,这些比喻有时看似随意,又几乎算得上是独创。然而,实际恰好相反,这些比喻被很好地惯例化为日常谈话的习语,并在其最终的作用上引出无限重大的后果。这些对日本人的比喻使他们丧失了人性,并扩大了“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鸿沟,直至这条鸿沟被视为几乎无法跨越的程度,这是前述比喻所引起的最简单的情况。与派尔实地所观察到的一样,欧洲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日本人不属于人类,而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因为对日本人甚至不使用普通常见的“适用于人类”的词汇。

  对很多日裔美国人来说,与在言辞上剥夺他们的人性相伴的是他们所遭受的羞辱性待遇,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比人类更低等的印象。日裔美国人遭到驱赶,他们被迫离开西海岸各州他们的家与社区,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围捕起来,不仅如此,在被迁移至集中营最后的住处之前,他们实际上被迫数周或数月在用于畜生的建筑设施里生活。在华盛顿州,两千名日裔美国人被塞进波特兰牲畜饲养场一座肮脏的建筑物里,他们在塞满稻草的黄麻袋上睡觉;在加利福尼亚州,被转移的日裔美国人被硬塞进诸如圣·安妮塔市、坦佛兰市赛马场的马厩畜栏里。在圣·安妮塔市安置中心,最终住下了8500名日裔美国人,而在第一批日裔美国人到达的四天前,这里才刚刚将马匹转移出去;唯一的洗浴设施是冲洗马匹的设备,并且,这里与其他地方一样,长时间弥漫着牲畜粪便的臭味;还有其他被转移的日裔美国人,他们最初被安置在各个露天集市的马厩或牛栏里。在华盛顿州皮阿拉普安置中心[被称为和谐营(Camp Harmony)],一些日裔美国人甚至住进由猪圈改建而成的宿舍。在这样的环境里,唯一可取的体面就是受害者自己的尊严。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华盛顿与伦敦的官方层面普遍将日本人视为牲畜,或者视为某类与人类不同的物种。举一例说,战争爆发一年半前,丘吉尔对罗斯福说,他期待总统“让日本狗在太平洋保持安静”。 1941年10月,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一如既往地提出经济制裁日本时,他也遵循了基本上同样的政策。1919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对日本采取强硬手段时,史汀生提醒美国内阁日本人“像受到鞭打的狗一样”败退下去了。战争期间,“疯狗”与“黄狗”是在西方盟国中惯用的有关日本的绰号。有一名美国人,他从1936年至1941年在日本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名美国人撰写了一篇战时文章,讲述他的一位日本朋友从温和的新闻记者到“疯狗”一样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官的演变过程。“疯狗”,这名美国人在文中总结说,“只是应该被枪毙的疯狂动物。”

  1942年上半年,前驻日美国大使格鲁(Joseph Grew)— 一些西方人将他视为有关日本事务信得过的指导者—被遣返回国后,同样在讲演中将敌人日本概括为虫豸与动物的王国。尽管他从未试图隐藏他对某些“温和”有教养的日本上层人士的个人敬意及情感,但对大体上的日本民众,格鲁最常引用的说法也是基本上丧失人性的那一类。例如,格鲁将日本人形容为一窝喧嚣嘈杂、全体服侍蜂后(蜂后代表着现实生活中的日本天皇)的蜂群,许多其他的西方作家也经常使用这种闹哄哄、忙碌着的蜂群形象,或是使用类似地上蚂蚁窝的形象来形容日本人。在通用电器赞助的战时无线电广播节目中,一名美国社会学家解释说:日本人是“一个严格自律、墨守成规的民族—是名副其实具有人的形体的蜂群或蚂蚁窝”,他们与“独立有个性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位社会学家继续说,甚至早在“极权主义”一词被创造出来用来描述法西斯主义者与纳粹体系之前,上述特性就已经使日本变成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当日本的地面部队在东南亚与太平洋战场失去主动性时,对蚁状的形象化描述以稍微不同的方式出现了。有一名记者,曾将战争中期的战役描述为这样的时刻—“日本佬变成了蚂蚁,你杀死得越多,旋踵而至者也越多。”规模巨大的缅甸战役司令官—英国将军威廉·斯利姆(Slim)曾这样描述自己所率的军队如何最终采取攻势,“我们已经踢毁了蚁冢,”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蚂蚁慌乱地四处逃窜,现在正是踏灭他们的时候。”

  前驻日美国大使格鲁还把日本人说成绵羊—是容易被驯服、听指挥的绵羊,美国海军的一名宣传人员也因此使用“愤怒的绵羊”来比喻原本忠顺的日本士兵的疯狂状态。美国陆军杂志《美国佬》(Yank)说日本人 “像绵羊一样俯首帖耳”(杂志也称日本人是“愚蠢的动物奴隶”),但总的来说,将日本人形容成绵羊的说法并未成为比喻日本人的主流(与斯大林的一样,在丘吉尔的动物园里绵羊指代的是德国人)。日本人更普遍地被描述为 “兽群”或具有“兽群的心理”,这样的描述不管怎样都是惯常的。在有关日本人各具特色的措辞中,兽群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Britain’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召集一群著名的研究远东的专家在1944年底提出的有关日本敌人最受欢迎的形象之一。一名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甚至认为,日本士兵不仅行为举止像牲畜,就连他们的长相也像。这名记者说:“我见到的大多数日本士兵都是未开化的、像牛一样蠢笨的笨蛋,他们长着一双呆滞阴暗的眼睛和一英寸高的额头。”这名战地记者在1944年写给美国读者一本书中这样写道,“日本兵在阵地上死去,只是因为他们被告知需要这样做,他们不具备为自己思考的智力。”

  除上述以外,更多随意的比喻说法强化了日本敌人的亚人类形象。例如,西方人在书写他们在日本的个人经历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经常将日本人刻画成“发嘶嘶声的”、蛇一般的形象。甚至在珍珠港事变之前日本人在扩展他们的海外统治权时,西方漫画家就将日本勾画成一只用其触须紧紧抓住亚洲的章鱼。在纪录片《认识你的敌人:日本》中,弗兰克·卡普拉团队里来自沃尔特·迪士尼工作室的漫画家们,把章鱼描绘为日本的主要形象,日本章鱼的触须向邻近国家伸去,像匕首般插入邻国的心脏,并悄悄地向美国本土摸索伸去。长着獠牙的日本人成为标准的漫画形象,与乐尼通(Looney Tune)创造的兔八哥形成了鲜明对比;沃尔特·迪士尼工作室在一部名为《兔八哥遭遇日本异形》(Bugs Bunny Nips the Nips)的动画短片中,继续采用了这一标准的漫画形象。

  毫无疑问,西方人,作家与漫画家都一样,他们刻画日本人最常使用的漫画形象是猴子或猿人。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这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他在日记中通常把日本人称为矮小的、野兽般的猿人之类的东西(或称为“矮小的黄皮肤奴隶”,例如他在1941年2月日记中所记),甚至早在战争开始前他就这样做了。在日军攻占东南亚的最初几个月,西方新闻记者称日本人为“土黄色的猿人”。至此,猿人形象变成了西方关于日本思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于在山下奉文将军(Yamashita Tomoyuki)所率日军闪电般地穿越丛林密集的马来半岛、率军队南下攻陷新加坡时,有谣言说这一令人震惊的进军速度,是日本猿人凭借着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才实现的。1942年1月中旬,英国有名的讽刺杂志《笨拙》(Punch)在标题名为“猿群”的一整页漫画上,利用了完全相同的惯例形象,这幅漫画勾画了一群戴着头盔、肩挂来复枪的猿群,它们飞荡着穿过密集的丛林。同样地,在作战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曾开玩笑说,向一棵树投掷一枚手榴弹,炸出“三只猴子,其中两只是长着獠牙的日本兵,还有一只是线年末,《纽约客》以漫画形式向它的上流社会读者群传播了这句诙谐语,很快,《读者文摘》为自己庞大的读者群进行了转摘复制。这幅漫画生动地描绘了在茂密的丛林中,一名白人士兵步枪手趴在射击位置上,丛林中布满了猿人,它们与几名日本狙击手在一起,“注意,”一名白人士兵正对另一名士兵说,“—目标只是那些穿制服的。”一名美国电台主持人在战争初期告诉听众,将日本人视为猿人是很合适的,这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动物园的猿人模仿它的训练员;其次,“在其毛皮下,他依然是矮小的残酷野兽。”

  在盟军作战领导人中,海军上将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因公开发表令人吃惊的、恶毒的、针对日本敌人的种族主义言论而声名狼藉,他的许多口号与声明都近似于主张种族灭绝。哈尔西因其过激的言论而受到批评,甚至被指控在公共场合酗酒,但他在追随者中却备受欢迎,这自然吸引来了足够多的新闻报道。哈尔西针对日本人的口头禅是“黄皮肤的杂种”,大体而论,他发现肤色暗示极富有诱惑力。不过,在他对日本人的辱骂用语中,猿人的比喻紧跟着排在第二位。甚至在他的战后回忆录中,哈尔西也将日本人描述为“愚蠢的动物”,并称他们是猿人。在战争期间,他谈到了“黄皮肤的猿人”,并在一次暴怒中宣称“为了获得再多一些猴子肉”,他“迫切渴望”进行一次新的海军作战行动。1945年初,哈尔西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相信有关日本种族起源的“中国传说”,根据这则传说,“日本人是母猿与被仁君驱逐出去的、罪大恶极的中国罪犯”交配的产物。正如哈尔西所希望的那样,这些评论在日本自然会引起注意,有时会激起一些影响不太大的反应。例如,日本人的宣传广播曾将同盟国中的白人称为“患白化病的猿人”。在日本海军被迫处于防御状态之后,哈尔西又发表了广为人知的评论,“日本佬正在失去他们的控制,甚至包括他们的尾巴,”这激起东京的一位动物园管理员宣称,他将在动物园猴子馆中为海军上将预备一只兽笼。

  猿人主题的变体没完没了。美国人从厄尼·派尔的报道中得知,马里亚纳群岛(Marianas)的海军陆战队员创造了一个新名词“Japes”— “日本佬”(Japs)与 “猿”(apes)的组合词,同类的新词还有“monkeynips”。早在1942年2月,《海军陆战队员》上就刊登了一组不同寻常的连环漫画,画中描绘了一名粗犷的白人士兵手中的一壶酒,被“眯眼睛的傻瓜”与“患黄疸病的狒狒”用枪射掉,这名白人士兵被激怒了,他冲入丛林,等他再次出现时,肩膀上挂着四具长着猿人身体、日本人面孔、尾巴被捆绑在一起的死尸。“尽管他们是有些矮小”,这名白人士兵大声叫嚷着,“但我逮住了他们中的四只!!” 在战争最后四个月期间,美国海军太平洋司令部(the U.S. Navy Pacific Command)为准备军事占领日本编纂了一本小册子,将这些偏见和日本兵的暴行联系起来。小册子中写道,当西方人获悉日军的暴行时,他们就摒弃了脑海中对普通日本人原有的滑稽小矮子印象,取而代之为“浸透鲜血的半人半猿野兽”(应当指出的是,这本海军指南的目的是批判这种极端的偏见。美国陆军的《步兵杂志》(The Army’s Infantry Journal)采取了不同策略,杂志警告可能产生过分自信的危险,认为敌人只是“青面獠牙、眼光短浅的矮个子猿人”。( 《步兵杂志》建议,最好是将日本敌人视为“像机器一样的动物”。)紧随日本投降之后,麦克阿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陆军上将罗伯特·艾克尔伯格(Robert Eichelberger)曾写信给妻子:“首先,猿人将来到马尼拉,”他所指的是日本代表团将前往麦克阿瑟司令部就投降事宜进行安排。

  1943年4月,当杜立特飞行员被日本人处死的新闻发布后,媒体刊登了一幅战争期间最著名的美国漫画,这幅漫画将日本人描画成一只淌着口水的大猩猩,大猩猩身上的标签上写着“杀害美军飞行员的凶手”—漫画上有一把上面写着“文明”的巨大手枪正瞄准大猩猩的头。这幅漫画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海军的一种图解,因为根据美国海军的解释,这样的动物意象与日本人的暴行直接相关。然而,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了。毋庸置疑,有关日军暴行的新闻报道极大地促成了西方对日军兽性的认知,但对猿人的拟人化却与日军暴行无关。或许,这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贬低非白人民族惯常使用的一种最基本的比喻。这种比喻通常用来刻画有色人种荒谬可笑,而不是突出他们的野蛮残酷。而且,这是一种令西方人彻底着迷的种族主义的范例,正如任何调查报告很快揭示出的战时受欢迎的图像一样。即使人们已经预先知道在描绘日本敌人时喜欢使用猿人形象进行代表,但当回顾战时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漫画时,对这种代表性的扩展与延伸仍然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不仅将日本人描绘为与猿人相似,而且直接以猿人来代表日本人。尽管希特勒与纳粹偶尔也以猿人形象出现,但这只是一时的比喻,象征着他们的畸形与返祖现象,因此并不具有日本猿人(the Japanese ape)那种明确的种族含义。

  在美国和英国的媒体中,猿人形象无处不在,不仅出现在保守派、自由主义者的出版物上,同时也在通俗的、知识分子的出版物中出现。《美国退伍军人杂志》(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对此类体裁画的贡献,是一张猴子的漫画,这幅漫画画的是在动物园笼子里的猴子,笼子的标签上写道:“我们与日本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是纯粹的巧合。” 《科利尔》杂志登出的几幅全彩专题封面上,英国画家劳森·伍德(Lawson Wood)将日军飞行员描绘为猿人;《时代》杂志有一个封面的画像与荷属东印度公司有关,画的背景是一个日本猿人悬挂在一棵树上晃荡。受人尊敬的反法西斯漫画家大卫·劳(David Low)的作品登载在伦敦《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并获得广泛地转载,他贡献了一些最直观、印象深刻的这类漫画。1941年7月,在珍珠港事变前数月,大卫·劳创作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有三名身体强健的白人士兵,他们祼着上身伫立在棕榈树下,凝视着太平洋;三名士兵的身份标明是美国、英国与苏联,一只戴着眼镜、身上标有“日本佬”、尾巴倒挂在树上的猴子手中紧攥匕首,正预谋从背后捅向白人士兵。同年10月,大卫·劳创作了一幅时任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漫画,画面上是一只身着海军上将制服的大猩猩,这只猩猩正在指挥日本船舰。战争爆发后不久,大卫·劳把日本陆军、海军与空军勾画成在新加坡外海滩上的三只猴子。1942年3月,为了表现日本在亚洲攫取政权的野心,大卫·劳借用了他在前一年7月漫画中的构思,再次勾画了一只尾巴倒挂在树上的猴子,而这一次猴子的怀里抱着一堆椰子,同时危险地伸出爪子去抓更多的椰子(这里意指印度与澳大利亚)。

  《纽约时报》认为最后这幅漫画很有表现力,于是在星期日的书评栏头版刊登了这幅漫画,作为一篇有关日本政策著作的评论文章的插图。《泰晤士报》在其周日版刊登的从其他报纸转载的政治漫画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渠道,人们从中可以得到关于病态地执着于猿人形象的总体印象。例如,1942年中期,阿留申群岛的日本士兵(他们几乎战斗到最后一人)被描绘成跳板上的猿人。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漫画中的日本人以手握血淋淋的匕首的巨型金刚形象出现。1943年,漫画里的日本人在蹲踞树上的猴群之中;还有一幅漫画被绘制成通缉告示的形式,画的标题是:“这一切都取决于邻里。”在这幅画中,希特勒是英国的“头号公敌”,一个长着招风耳和猴子脸的日本人则是希特勒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同盟。1944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进攻取得节节胜利,读者看到一只身上标有“日本佬”的猿人,被树上掉下来的椰子砸中了脑袋。1944年底,盟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此时,《泰晤士报》上转载了一幅漫画—一只戴着角质框架眼镜、长着龅牙、缠着绷带、正在放声痛哭的猿人。1945年初期,《泰晤士报》周末版刊登独创性评论随笔的定期专栏中,《泰晤士报》鼓励报社职员针对以下一幅漫画进行评论:

  显然,用非人类的外形或符号来描绘团体与个人,其本身并没有内在的贬低含义。美国的鹰与英国的狮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就日本人来说,他们以鲤鱼跃龙门的符号(以西方标准衡量,这种选择相当不寻常)来庆祝男孩节(Boys’ Day)—以及与逆境抗争的“男子气概”;中世纪的武士们描画诸如鹰、马、鹿、鸽子、鸟以及蝴蝶与蜻蜓等各种野生动物来作为他们的纹章图案。我们在此关注的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与敌人联系在一起的愚蠢、野蛮,甚至有害的亚人类漫画形象,这种形象阻碍了将敌人看作是有理性的或者甚至是人类,从而促进了大规模的杀戮。至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杀死动物比杀死自己的同类更容易。的确,对很多猎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去考虑动物是知道恐惧、疼痛、有知觉的生物这些事实,那么,猎杀动物就变得更容易。例如,在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中,一名普通的美国海军士兵完整地记下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日记,我们从日记中读到了令人窒息的描述:海军陆战队员告诉新入伍的海军士兵,“与日本佬作战就像猎杀野生动物一样……日本佬会抓住各种各样的机会,他们热爱死亡。”军人杂志上一篇介绍日本兵特征的文章也认为:“他(日本兵,译者注)不惧怕死亡,事实上,他似乎喜欢死亡。”这篇文章继续写道,甚至是“当他们(日本兵,译者注)死去时”,据说这些日本敌人会“仰面朝天地躺下,微笑着面对太阳”。如此推理,杀死日本兵几乎成了恩惠。当然,除此之外,作为野兽的日本兵,他们罪有应得,他们该死。

  很多时候,从语言学上对这一杀戮过程进行美化,一般是通过两种形象化的比喻:一种是狩猎的比喻,另一种是消灭害虫。狩猎的比喻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有时几乎是以抒情的风格,使人联想起古老的美国西部和物质享受的画面,而这些一直被视为美国乡村风格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广告商人也在这一主题上大做文章。例如,刊登在一份杂志上的酿酒厂广告图,描绘了一名猎人与其同伴拿着一枚精美的鹿奖杯,这个奖杯是一名休假中的海军陆战队士兵非常看重的“小东西”之一(其他小东西还包括啤酒和淡啤酒);广告中还强调:“他一直在海外进行另外一种形式的狩猎。”军火公司的一幅广告,标题为“现在,你们的军火将参与一场规模更大的竞赛”,广告中并排画了一名正在瞄准一只山羊的猎人与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弹药储藏仓库的场景。在一副望远镜瞄准具的广告上,一名日本士兵用手撑着跪伏在地上,十字瞄准线定位在他的肩膀后面,“击倒另一个,”标题上写道。汽车窗户上摆放的卡片上也声称:“对日本佬的狩猎季。”

  就像电影观众从1944年好莱坞电影《直捣东京》(Destination Tokyo)中看到的一样,“祝你好运、狩猎成功”是常见的为即将出发执行作战任务的士兵的道别语。有时候选择的图像是一般性的:例如,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山脊上冲下来“搜寻猎物”,或只是射杀“动物”或“掠食性动物”,但有时的狩猎非常激烈。将军威廉·约瑟夫·斯利姆将英帕尔-科希马(Imphal-Kohima)的决战划分为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追击—“日本士兵溃散时,他们咆哮、撕咬,在野外被猎杀。”在另一个场合,斯利姆回忆道,“我们将一直穷追直至捕获他们,他们狂暴、孤注一掷和走投无路时,我们就会杀死他们。”狩猎还可能是一个玩笑,一篇有关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肃清军事行动的讽刺文章,将这个地方描绘成“猎人的乐园……盛产猿人”。不过,在通常情况下,狩猎充满了田园乐趣,几乎是懒散的,猎物小也不费力。一期《生活》杂志的封面故事,描述美国士兵带着上了枪膛的来复枪,穿过丛林,寻找日本狙击手,画面上解释说:“像他们的许多战友一样,他们正在狩猎日本佬,这就像他们曾经在树林里做完小游戏后回家一样。” 1943年的一本书提供了与日军战斗的第一手资料,这本书解释说:“每次射击日本佬(用步枪扫射),他就像兔子一样猛地一跳。”在1944年6月的菲律宾海战中,与盟军一方损失17架飞机相比,日军损失了三艘航空母舰、超过345架飞机,于是,这场海战成了不朽,被称为是一场“伟大的火鸡狩猎”。“打鸭子”是另外一种流行的比喻说法,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死鸭子”(意为束手就缚的敌人)与“孵卵中的鸭子”(意为容易被击中的目标)。杀戮日本兵还会让一些人联想到打鹌鹑,“用坦克将日本人从草丛里赶出来,”一名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工作者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报道,“日本人被赶出来时,他们像逃跑的鹌鹑一样被击落。”

  在美国社会与政治思潮每周机密摘要[绝大多数由历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撰写]中,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曾一度评价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流行看法是“大量默默无名的害虫” 。这种观察准确且含意清晰:日军是必须斩尽杀绝的害虫,尤其在战争的最后几年内,“斩尽杀绝”的形象化比喻确实成为适用于屠杀日本人的常用方式,这不仅发生在战场上,也发生在日本本土岛屿的城市里。在潮湿闷热的作战区域,日本人几乎被视为热带丛林中的另一类害虫,“喂,你宁愿去—斩尽杀绝臭虫还是日本佬?!”在《美国军团杂志》(the American legion Magazine)的一幅连载漫画中,一名中士这样问道,喷射臭虫的士兵小队的军士回答道,这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掌掴日本佬更令人满意!”《海军陆战队员》上登载了更复杂的系列漫画,漫画描绘海军陆战队员在太平洋战场所遭受的苦难,并以“令人作呕的日本人”— 一种长着眯眯眼、龅牙的奇形怪状的虫子—作为结束。漫画中解释道,这种严重的瘟疫于1941年12月7日在火奴鲁鲁第一次爆发,海军陆战队被派去执行“扑灭瘟疫的艰巨任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与塞班岛上的大量实验表明,这种虱子栖息于南太平洋的珊瑚环礁上,尤其在弹药箱内、棕榈树上、山洞、丛林与沼泽中。火焰喷射器、迫击炮、手榴弹与刺刀被证明是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完全有效地消除瘟疫源头之前,东京一带滋生瘟疫的土壤必须被彻底摧毁。”其他漫画家也围绕着同样的主题,将日本人描绘为等待施用灭蚁药的蚂蚁,或是即将被踩死的蜘蛛,或者像美国空军的喷火枪所歼灭的“日本甲虫”。

上一篇:中国美院出版社入选2018「百道好书榜」艺术类出版社TOP100 下一篇:继鲁迅后最被日本文坛高度关注的中国作家竟然不是莫言而是他_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