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仅存的能够正视二战的日本人:“现在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

  池田惠理子生于1950年,小时候在东京附近的“穷地方”成长。小学成绩很好的她,当上了班级委员,老师让她“扶帮带”,同桌总是穷孩子或者成绩差的同学。“他们吃的都不好,放学回家时, 我把学校的面包送给他们,这么点小事,他们就会非常高兴。我还有过一个很帅气的小男生同桌,家境也不好,成绩很好,但小学四年级就出车祸离世了。我很同情他们。”

  小时候,池田惠理子就明白了贫富差距。“隔壁班也有很富有的同学,所有的孩子必须选择跟富家子玩、还是跟穷孩子玩。我选择了穷孩子那一边。在这样的矛盾中,我看到了不平等,觉得这样的社会太奇怪了。”

  “那时我有一个亲戚,因为家里太穷了,竞然就把女儿卖了。 我想女性不是物品,不能这样,女性不应该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我想要改变这样的社会。”从那时起,她的女性意识就慢慢萌芽。

  “当时日本社会有严重的性别歧视,公司里有100个男职员, 只有两三个女职员,女员工也没法升职当领导,女性在必须沉默的社会价值观中成长,只能过这样的人生。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社 会现状?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大众媒体。我不能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因此,我就想进入媒体,通过报道改变这个残酷的社会。”

  “我是个急性子,想到的马上就去做了。总之,这是命运。”她 笑着告诉我。直到退休,她在NHK工作了37年,一直持续调査“二战”“慰安妇”问题。

  20世纪90年代,她要做纪念“二战”的电视节目。她依照惯例去NHK庞大的资料库里找了一圈,“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这么多年NHK都没有做过任何慰安妇的报道,我太惊讶了”。最后,池田惠理子坚持做出了片子。那是NHK第一次关注“慰安妇”问题, 但是最终没有被播出。

  从那以后,池田惠理子开始用业余时间调査“慰安妇”问题。 “这是我的固执。我想传达最苦的人们没法表达的声音。”她和一群日本志愿者几乎年年来中国,为许多中国的受害老人录下历史的证词。

  1992年,“中国慰安妇证人第一人”、山西省盂县的万爱花老人来到了日本,第一次公开作证。她状告日本政府时,池田惠理子就在旁听席上。

  1994年的太原,万爱花大娘在中外记者面前讲话,突然灯灭了。 一片安静中,只有她自己苍老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大家都安静地听着,我被极大地震撼了。”池田惠理子说。1996年开始,她作为“山西省· 杏明会”的志愿者,开始记录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口述历史。

  1997年,她创立民间摄影社团“影像垫”(日文:匕亍才垫), 从事“慰安妇”受害者和日本老兵证言的拍摄录制。1998年开始, 她跟随松井耶依,作为“VAWW-NET日本”的组委会成员,参加了筹备2000年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2003年,她是WAM的筹建委员长,2005年WAM开馆后,她是运营委员长,2010年9月至今任WAM馆长。

  从1997年开始,安倍晋三聚集右翼的日本国会议员,组成了“思考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的青年议员会”,他自己任会长。

  这个议员组织,到现在去掉了“青年”两字,依然活跃着。2007年,美国众议院提出“日本政府应对慰安妇问题谢罪”的议案后,该议员组织公开把慰安妇不是性奴隶,是自愿的军妓,不存在虐待”的书信送到了美国众议院。至今,右翼政治势力依然在曰 本试图推广美化侵略战争的《新历史教科书》。

  “1997年以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里都会写到二战的慰安妇问题。但是每年慰安妇问题都受到右翼的疯狂攻击,从 2012年开始,通用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已经把这部分内容删去了。”

  日中韩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共同代表俵义文认为,始作俑者是 “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和自民党政治家”。

  “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教科书出版社不得不自我检査, 删除了慰安妇历史的记述。同时,日本各地的教科书选用制度也慢慢向右转了。”

  1999年8月,根据文部省的要求,东京书籍、教育出版、帝国书院等出版社都删去了 “从军”和“强制被迫”等词语。

  但是日本书箱出版社一度顶住了压力,2002年版的教科书里 依然保留了“慰安妇”内容,反而比其他出版社更多地增加了日军 的侵略史实记述。右翼的《新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和《产经新闻》将日本书籍出版社攻击为“最自虐的出版社”。

  据俵义文记述,1997年,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在东京的 23个区中有21个区选用,但2002年,这个数字下滑到了两个。 2006年,数字终于变成了零。

  WAM出版了面向中小学生的“慰安妇”问题历史教材。“因为中国的慰安妇实在是太惨了,日本政府根本就拒绝承担谢罪赔偿的责任,愿意出来作证的日军老兵又很少,我们不能放弃。”

  她介绍,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自民党教育再生总部,都是推动教育右倾化的右翼力量。“历史问题说到底是教育问题,右翼也认识到了。他们希望重新建造起为国冲锋陷阵的一代,能像当年军国主义政府时代那样,所以必须修。”

  使用1997年以前出版的教科书的日本一代,已经知道了“慰安妇”的史实。但十多年后的现在,日本年轻人想学这段历史,也很难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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